编者按：清明节，是我们悼念逝者、寄托哀思、缅怀先辈的传统节日。清明节来临之际，本网推出“清明思廉”系列报道，追忆新中国的革命先辈们勤政廉政的故事，学习他们廉洁奉公、一心为民的工作作风，不怕困难、勇于献身的革命精神，清廉节俭、公道正派的崇高品格。本期推出系列报道之二《罗荣桓：做老实人，办扎实事》，敬请关注。

    

    “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群众，不能官越做越大，楼越住越高，而离老百姓却越来越远，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做老实人，办扎实事。”

——罗荣桓

 

  罗荣桓：做老实人，办扎实事  

    罗荣桓元帅在37年的革命生涯中，时刻严格要求自己，保持勤政廉政、勤廉为民的工作作风，并严格要求亲属、子女不搞特殊，努力工作。他努力进取的精神、言传身教的严谨家风和高尚品格值得我们借鉴和学习。

    言传身教，传承好家风

    黑田罗氏，是衡东县的一个大家族，加之罗荣桓有同胞兄弟姊妹8人，解放后，他的名字传遍了故乡各个村落。故乡人为有罗荣桓而感到骄傲和自豪。于是，亲戚、同学、童年的朋友等等陆陆续续地捎上故乡的土特产，带着故乡的温馨，前往北京找罗荣桓或叙旧、或汇报工作、或请他安排工作、或解决问题。然而，罗荣桓对故乡亲友的情感严格控制在一定范围内，丝毫不滥用感情，办事、处理问题讲原则，不徇私情，不搞特殊。接待亲朋好友一律自己掏钱解决，从不给组织添麻烦。

    罗荣桓总是以浓烈的情感，亲切地接待从家乡来的乡亲和兄弟、亲戚。他都安排乡亲吃住在家里，有时客人一住就是一个多月。罗荣桓都要和他们一同进餐，并和客人靠拢坐在一块，热情地添饭夹菜给客人吃。用餐时都要亲切地和乡亲们聊天，还经常安排夫人林月琴或子女陪客人游览北京城，乡亲回家时，为他们买好回去的火车票，临行前还要给每人100元钱补贴家用。1959年，侄女罗浦英身患重病，从家乡来北京治疗，他马上叫夫人林月琴联系医院，侄女住院几个月都是林月琴亲自照顾和护理，出院时，还负担全部医疗费500多元。

    还有一年，侄孙罗慈能和侄外孙肖光国结伴来到北京，请罗荣桓给安排工作。罗荣桓对他们说：“我不能为你们介绍工作，如果你们有能力的话，可以去报考学校读书，毕业后政府可以分配工作。但你们文化水平低，怎能考得起？如果你们去报名参军，而年龄又超过了，不符合入伍条件，依我看，你们还是回去为好，好好劳动，自力更生，一样也有出息”。听了罗荣桓的话，两个人在北京住了一个多月后回到老家，后来一直在家务农。

    1959年，儿子罗东进考入了哈尔滨军事工程学院，学习导弹工程专业，对儿子的选择罗荣桓非常高兴。临行前，罗荣桓深情地对东进说：“你要走了，爸爸妈妈很为你高兴。希望你在学校接受正规的军事科学技术教育，在政治上更快地进步，将来为我们祖国的国防建设做一点贡献，为人民做一点有益的事，而决不是要你当什么官、出来摆威风。”他还一再给东进讲解落后就要挨打的道理，嘱咐道：“我们的科学技术现在还很落后，你们要长志气，为国家搞出点成就来。”随后，又拿起毛笔写了几行字，交给东进随身带着：

    学习专业与学习政治相结合。政治是确定方向，没有方向的航行，是会误入迷途的。

    紧密地联系同学，互助协作，达到一起提高。警戒孤僻自大、也不要自卑无信心。

    遵守军事纪律，养成大无畏精神。

    罗东进每次放假回家，罗荣桓都要详细地询问他的学习、劳动、生活、联系群众等方面的情况，发现缺点，马上提出来。当得知东进学习有了进步的消息时，罗荣桓会马上写信勉励他，继续努力，要他牢记“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的道理。

    罗东进各方面进步很快，毕业后，先后在航天部、军委炮兵司令部、二炮搞技术工作，成为我军最早从事自动化指挥系统研究的专家和高级指挥员，后来成为二炮副政委。

    做老实人，办扎实事

    罗荣桓住进北京南池子18号后，首先让秘书通知中共中央办公厅，把室内几个博古架和架上的一些古董摆设统统搬走，一来感到碍事，二来怕孩子给打坏了，三来房间也亮堂一些。这所住宅很小，住进罗荣桓一家，再加上秘书、司机、警卫员，显得很拥挤。罗荣桓夫妇没有提任何意见。

    1952年底，中央军委召开高级干部会议，邓小平来看望罗荣桓，看到院子里加盖了车库和秘书办公室，想散步都没有地方。罗荣桓夫妇近年又生了两个千金，老家的大女儿和女婿、外孙一家也来到北京，加上收养了一些无依无靠的孩子，房子和院子就显得更拥挤了。在邓小平的建议下，1954年秋天，有关部门安排罗荣桓举家搬迁东交民巷新8号，邻居有贺龙、陈毅、张鼎丞。罗荣桓在这里一住就是10来年，直至逝世。

    罗荣桓曾对妻子林月琴说：“住的房子大小，看起来是不起眼的事情，但我们是党的干部，要时时想到生活在基层的人民群众，不能官越做越大，楼越住越高，而离老百姓却越来越远，什么时候我们都要像毛主席说的那样做老实人，办扎实事。”

    取消家庭电影

    1956年，罗荣桓在党的八届一中全会上当选为中央政治局委员以后，中央办公厅按规定要给他增派工作人员，增加车辆。他一概拒绝，他说：“我现在身体不好，具体工作管的不多，有一个秘书管管文件就行了。”但是，警卫部门提出，首长外出时需派警卫车，家里警卫工作也应加强，要在他家增派副官和警卫人员。他仍不同意。经过反复商量，最后他只同意增加一名副官。他虽然担任许多领导职务，秘书一直只有一人。为了照顾秘书的学习和休息，罗荣桓还常常亲自签收文件。按照当时的规定，在他家里可以放映专场电影，但他坚决反对这样做。有一次他不在家，放映队来放了一场电影，他知道以后很不高兴，不仅批评了身边工作人员，还把总政文化部的负责人找来说：“我们为什么不能出去看电影呢？你们放什么好片子可以打电话通知我，我想看就去，不想看就算了，以后不准再到家里来放。”从此以后他家里再也没有放过电影。

    不准用小车接送孩子

    罗东进和罗南下是罗荣桓的儿女，小时候上学离家比较远，有次星期六工作人员派车把他们接了回来。罗荣桓知道后，立刻把全家人叫到一起，严肃地进行批评教育。

    他俩一进家门，罗荣桓就板着脸严肃地批评说：“这样不好，汽车是组织上给我工作用的，不是接送你们上学的，你们平时已经享受了不少你们不应当享受的待遇，如果再不自觉就不好了，那样会害了你们，以后绝对不准再用小车接送孩子，让他们搭公共汽车也是个锻炼嘛！”后来有一次东进、南下放学回家，没有搭上公共汽车，天很晚了还没有到家。家里担心路上出了什么事，罗荣桓也有点着急了。快天黑时两个孩子满头大汗，一身尘土走进门来。问清原因后，罗荣桓高兴地表扬他们说：“好，好，你们做得对，今天你们搭不上车走着回来，不怕苦，不怕累，这种精神要发扬，要长久地保持下去。”

    单车倒比汽车多

    罗荣桓大女儿罗玉英，小时候在老家吃了很多苦头，建国后才回到父亲的身边。即使是对于这个从老家出来的大女儿，罗荣桓的要求也非常严格，不会因为她小时候吃苦受累便放松对她的教育和要求。罗玉英刚来北京时，裤子破了，拿到街上去补，被罗荣桓知道后，严厉批评说：“为什么不自己补啊？可千万不要忘本啊！”罗荣桓经常嘱咐罗玉英和女婿陈卓：“你们不但要工作好，学习好，还要教育好子女。”1954年，罗玉英面临工作分配，罗荣桓要求她到基层去锻炼，到北京郊区一个农场工作。那儿条件艰苦，交通不便，每个周末回家都要步行10多里再乘公共汽车。罗玉英在农场得到了锻炼，进步很快，工作第二年便加入了中国共产党。

    罗荣桓对自己的亲属要求很严格，不徇私情，但对普通干部、对老百姓却平易近人，关怀备至。罗荣桓经常教育身边的工作人员和家人，无论是高级干部，还是普通群众上门来请示或汇报工作都不能“挡驾”，凡是基层过来的同志都要热情接待好，并协助解决他们的问题。50年代罗帅的家里总是高朋满座，不乏平民百姓，所以他家门前经常停着小汽车，而更多的则是自行车，这也成为帅府一景，部队作家白刃曾用这样一首诗形容当时的情景：

    革命友谊重山河，首长关怀暖心窝。

    帅府门前客不断，单车倒比汽车多。

    （作者：罗荣桓元帅故居管理处 董石贵  衡东县纪委宣教室 康迪才）

 

    罗荣桓生平简介

    罗荣桓（1902年11月—1963年12月）中国军事家，政治家。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中国人民解放军创建人和领导人之一。1902年11月26日生于湖南省衡山县寒水乡南湾村(今属衡东县)。从1919年起先后在长沙协均中学和青岛大学读书，曾参加反对军阀和帝国主义的爱国活动。

    1927年4月到武昌中山大学读书，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随即转入中国共产党。同年7月被派往鄂南通城从事农民运动，参与组织通城、崇阳农民武装，任党代表。这支武装在江西修水编入武昌国民革命军第2方面军总指挥部警卫团，他任特务连党代表，参加湘赣边秋收起义。经三湾改编到井冈山，历任中国工农红军(初称工农革命军)第4军的连、营、纵队党代表。

    1929年底参加中共第四军第九次代表大会(古田会议)，被选为4军前敌委员会委员。1930年8月任第4军政治委员。1932年3月任第1军团政治部主任。第四次反“围剿”后，改任江西军区政治部主任，总政治部巡视员、动员部部长，曾兼任扩大红军突击队总队长。1934年1月被选为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中央候补执行委员，获红星奖章。同年9月任第8军团政治部主任。

    抗日战争初期，任八路军第115师政治部主任。1937年9月，率师政治部和少数部队，在晋冀边界的阜平、曲阳、灵寿一带发动群众，组织抗日武装，建立抗日民主政权。同年秋参加扩大的中共六届六中全会，随后任115师政治委员。

    1941年8月任山东军政委员会书记。1943年3月任山东军区司令员兼政治委员，115师政治委员、代师长，后任中共中央山东分局书记，统一领导山东抗日民主根据地的党政军工作。

    1945年6月，被选为中共第七届中央委员。抗日战争胜利后，率山东主力部队6万余人进军东北，任东北民主联军副政治委员、东北军区第一副政治委员、东北野战军政治委员。

    在辽沈战役中，他坚决执行中共中央军委关于先打锦州把国民党军封闭在东北予以全歼的战略决策，对夺取战役胜利起了重要作用。

    1949年1月任第四野战军第一政治委员。他作为中共平津前线总前委委员和人民解放军平津前线政治委员，参与指挥平津战役，主持和平解放北平的谈判工作。1949年6月以后被任命为中共中央华中局(后为中南局)第二书记，华中军区(后为中南军区)第一政治委员。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任最高人民检察署检察长。1950年4月任人民解放军总政治部主任，同年9月兼任总干部管理部部长，1954年6月任中央人民政府人民革命军事委员会副主席，1955年11月任中共中国人民解放军监察委员会书记。他在领导全军政治工作中，强调发扬人民军队政治工作的优良传统，保证人民解放军的正规化、现代化建设，并主持制定《中国人民解放军政治工作条例(草案)》。

    1952年领导筹建人民解放军政治学院，后兼任院长。他善于团结和使用各方面的干部，领导建立干部工作制度，加强干部工作建设。从1959年12月起，他在中共中央军委还分管民兵工作，曾任人民武装委员会主任。他是中共第八届中央政治局委员，第一、第二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国防委员会副主席。

    1955年被授予中华人民共和国元帅军衔和一级八一勋章，一级独立自由勋章、一级解放勋章。

    从1942年起经常带病指挥作战，1946年曾切除一侧肾脏，以后长期抱病工作，1963年12月16日病逝于北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