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仁宗景祐元年（1034）六月，范仲淹被贬官睦州后移治苏州，任苏州知州。尽管范仲淹经历了数十年宦海沉浮，一生出将入相，推行庆历新政，但在苏州的几年，却是他为“先忧后乐”思想做出的不可或缺的行为实践。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这句发人深省的话，足以穿越历史时空，绵延千年而不绝。

　　暮春的风已没了料峭，我在天平山下徘徊，枫树树头枝梢，绿意蒙蒙。仰望天平山依旧苍茫一片。作为苏州廉洁文化教育专线的重要一站，我不止一次地徜徉在天平山麓，在“忧乐”牌坊下沉思，品味着这位被朱熹称为“有史以来天地间第一流人物”、在当时就有“文武第一人”盛誉的先贤。

　　宋仁宗庆历五年（1045年）春，范仲淹被贬邓州，56岁的他身体很不好，但这段时间给了他梳理思想的契机。恰在此时，岳阳太守滕子京来信，要他为重新修竣的岳阳楼作一篇记。范仲淹为了激励同样遭到贬黜的朋友，“收百世之阙文，采千载之遗韵”，一夜之间挥毫写下了文采斐然的《岳阳楼记》。他用洗练优美的文字描述了洞庭湖波澜壮阔的景色，并且借景抒情，劝勉失意志士不要因自己的不幸遭遇而忧伤，要“不以物喜，不以己悲”，做到“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概括了范仲淹所追求的为人准则，是他忧国忧民思想的高度浓缩。

　　纵观范仲淹一生，他自始至终践行这一思想。为官数十载，他在朝廷，犯颜直谏，发动庆历新政；在地方，兴修水利，培养人才，保土安民；在生活上，他治家严谨，衣食只求温饱；在待人上，他将自己的财物送给别人，乐于替人办好事。

　　苏州人视范仲淹为乡贤，范仲淹本人也自认为是吴人。他生于徐州，两岁丧父，随母亲改嫁山东，直到23岁才知道自己是姑苏范氏之子。宋真宗大中祥符八年，他中了进士后，念念不忘的是回苏州欲还范姓。族人以为他要来争家产，便想出种种理由加以拒绝。范仲淹察知个中缘由后说：“止欲归本姓，他无所觊。”有了这样的承诺，族里才允许他归姓。天禧元年，他28岁才正式将名字改为范仲淹。

　　苏州人感念范仲淹，是他在苏州的几年里兴修水利，恩泽桑梓。他回到家乡任职，首先碰到的棘手问题便是苏州久雨成灾，“湖溢而江壅，横没诸邑”，灾民逾10万户，受灾面之广和程度之深，不能不引起他的深思。他亲自去察访水道，分析水患原因，吸收前人的治水经验，提出了“修围、浚河、置闸”的治水方针，首先疏导吴淞江，再疏常熟、昆山入江通海的支流。范仲淹择要而疏，亲临一线，针对港浦“日有潮来，泥沙淤积”的特点，在疏浚的同时，提出“新导之河，必设诸闸”的主张，每年春天“理其闸外，清除淤沙”，最终达到“工减数倍”的效果。常熟等地的人们不忘他兴修水利的恩德，将浦闸称为“范公闸”，把他修筑的圩堤叫做“范公圩”。

　　范仲淹兴修水利之时，又做了一系列惠及后人的事。他将所得俸禄“置负郭常稔之田千亩”，作为族人公产，号曰义田。不久，又在城中灵芝坊祖宅建造占地200亩、三面环流、环境优美的义宅。他对小辈说：“吴中宗族甚众，于吾固有亲疏，然吾祖宗视之，则均是子孙，固无亲疏也，吾安得不恤其饥寒哉。”千亩义庄田“所得租米，自远祖而下诸房宗族，计其口数，供给衣食及婚嫁丧葬之用”。

　　尽管义庄的受惠者仅局限于范姓族人，使范氏子孙免遭饥寒之苦，但建义庄却是一个开创性举措，这是中国历史上最早的慈善机构和扶贫救助形式。元代议郎孙应时在《范氏义庄题名》中感叹道：“若吴范氏之有义庄也，然后能仁其族于无穷，非文正公之新意欤？盖公平生所立不待称赞，此其一事已足为百世师矣。”范仲淹自幼虽未得到族人的帮助，却兴置义庄，周济宗族穷人，这是何等的胸怀啊！

　　范仲淹对族人的悲悯与关怀，同样也是对全体民众的爱心体现，他在义举中赢得了与岁月同在。有一年，蝗灾、旱灾蔓延全国，淮南等地灾情严重。范仲淹请求朝廷巡察处理，朝廷却置之不理。他十分气愤，冒着杀身之祸质问皇帝宋仁宗：“宫中的人如果半天不吃饭，会怎样呢？江淮等地饥民遍野，怎能熟视无睹，不予救济？”皇上无言以对。在和百姓在一起的日子里，他看到饥饿的人们常常挖一种叫“乌味草”的野草充饥，他尝一尝，粗糙苦涩难以下咽。回京时，范仲淹特意带回“乌味草”，呈献给宋仁宗，请他传示六宫贵戚、朝廷上下，以劝诫勿忘百姓之疾苦，杜绝奢侈之恶习。

　　范仲淹带回京城的不仅仅是几棵“乌味草”，个中蕴涵的是他对老百姓的一贯深情。在苏州任职时，曾有风水先生向他建议，卧龙街是一块宝地，街南头是龙头，街北头是龙尾，如果在这里修建住宅，子孙可世代为官、荣耀千秋。范仲淹却说，范家一家富贵，不如苏州全城人民都富贵。于是，他在这块地上建起了一座规模宏大的府学。建学之初，只有二十多人读书，有人认为太大了，范仲淹却说：“吾恐异日以为小也。”于是请胡瑗“首当师席”，著名学者纷纷来苏讲学，一时间盛况空前，影响遍及全国。郑元佑在《学门铭》中说：“天下郡县学莫盛于宋，然其始亦由于吴中，盖范文正以宅建学，延胡安定为师，文教自此兴焉。”时至今日，当年的府学所在，仍然是吴中学子向往的学习场所。

　　范仲淹没有给后代留下可供享乐的遗产，但给子孙万代留下了清正高洁的道德品质，留下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宝贵精神财富。我想，在我们建构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新文化时，范仲淹的深弘誓愿是一股清纯的源流；在我们培养律己奉公的德行的时候，他的思想是策励我们的力量。著名学者刘梦溪说：“凡真正的思想家，其学思总有超越的一面，即使是处身于传统社会政教合一的政治结构之中，仍有属于思想家个人(同时也属于全人类)的超越的部分。这超越的部分，作为文化遗产，便具永恒的价值。”

　　“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令人低回敬仰不已！（王友良）